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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一、深刻认识当今的世界与中国
谋局必先谋势，谋定方能后动。从国际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全球经济格局、投资贸易格局、产业格局、科技格局、创新格局、金融货币格局、多元治理体系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国际形势多变急变、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多出迭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涌动躁动，国际竞争加剧、中美战略竞争对抗性增强、部分领域加速脱钩。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朿后，特别是苏东突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来，美国成了全球霸主，推行丛林法则，实施强权政治，它要完成两件大亊，一是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机，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爭”，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主要目标是中国。西方的经济学家提出，世界进入了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时代，这里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都是这个观点。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组》，约瑟夫•奈写了《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主张发展“软实力”，推进“颜色革命”，以取得全球的领导力。美国政坛元老基辛格说，“全球化实质上意味着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二是按“帝国木桶理论”，坚守在工业、科技、军亊、金融、文化五个方面的霸主地位，用奥巴马的话就是“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用特郎普的话就是“美国永远第一”，谁也别想突破这一底线。要完成这两个目标，美国不可能单打独斗，要整合全球的资源，以供应链为手段，打一场“综合战争”。
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并不是由美国来决定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力量对比、发展新动能以及世界治理结构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在许多领域受到严峻挑战，内外部圧力前所未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结构面临深刻重组。
世界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二）中国和平崛起影响世界全局。
中国从“站起来”，经过“富起来”，正逐步走向“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影响世界的总格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强国，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认识，不能盲目认为“中国打喷嚏，全球都感冒”，我们的目标是和平崛起，通过供应链整合，优势互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全球经济受疫情严重冲击后缓慢复苏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截止至10月11日，感染人数已超过3700万，全球经济遭遇重创。2020年3 月3 日，经合组织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如果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较长，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滑至1.5%。3月4 日，彭博社发布报告认为，在最悲观的情景下，今年全球经济只能实现0.1%的增长。据IMF在6月2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2020年将萎缩4.9％。世界银行发布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则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会诱发或加剧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摩擦和冲突。
主要经济体贫富分化、总需求不足、债务高企、生产率增速放缓；粮食不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加重。全球债务风险、股市泡沫风险以及由于地区冲突引发的市场剧烈震荡，将是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风险冲击点。
（四）全球化的顺流与逆流交锋，冲击世界政治经济关系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尤其是反全球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对发达国家构成竞争，发达国家产业则因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从形式上看，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方式等非关税壁垒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
“逆全球化”势头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国家安全”为由拒外资收购于国门之外，已经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维护自身竞争力的一种普遍做法。
国际贸易与投资体制进入困难发展阶段，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短期内难以扭转，严重制约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前景并不乐观，对我将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档，但发展趋势与表现形式会发生变化。
（五）全球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后疫情时代，国力此消彼涨，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东移。美国、欧盟、日本仍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但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
2009-2019 年，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长期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量、消费、投资、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等占全球的比重均实现了稳步上升，其年均上升幅度高于2001-2007 年这一全球经济繁荣期。IMF大幅下调了2020年全球经济预测的同时，认为中国是2020年唯一有望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未来的全球性衰退，也会是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全球影响力的机会。作为人口规模超过十亿的大国，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所产生的影响前所未有。
（六）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合作面不断缩小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双边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世界发展的走向。高技术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是战略制高点，是当今中美博弈的核心。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格局正在从梯队追赶转化为局部同台竞技。许多重大创新需要处在世界前沿攻坚突破，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独创研究解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战略竞争多于战略合作”的格局。核心问题还是指中国和美国综合竞争尤其经济科技竞争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转向了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新格局。美国对中国近年崛起产生了强烈的竞争心态和不安全感，旡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对中国采取高压、打压和挤压的政策不可能改変，出现超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建立中美关系新框架。
中美战略竞争导致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美欧日联合提出的WTO改革声明中，提出针对我国的“三不”主张，即“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系与WTO规则不兼容”等。在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领域提出一系列不合理要求，逼迫我放弃更多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承担超越我发展阶段的国际义务，并试图削弱我国制度优势，边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美国一些势力还威胁若不满足其要求，就强行与中国经济脱钩。
中美之间合作面日益缩小、竞争面日趋扩大，美西方对我的战略性遏制逐步从经济、科技领域向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和军事领域扩散，企图对我形成全面围堵态势，甚至有可能利用台海、南海和周边地区热点问题，制造局部军事冲突，触发系统性冲突的风险大大增加。
为抑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我国高科技领军企业。
同时，美国和欧盟已进一步加强了对技术转让和企业兼并收购的限制，这对中国企业今后在国际市场上获取高新技术形成了新的制约，中国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
欧美日在贸易合作方面呈现进一步合作态势或有结盟的可能。日欧已宣布建立零关税自贸区，如果美国与欧盟也达成协议，将使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零关税贸易圈，势必会给我们降低关税带来更大压力，将严重冲击我国的制造业稳定发展。但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背景下，有可能导致“欧洲联合”， 重新启动“法德引擎”，推动独立于北约的欧盟“共同干预力量”等改革。德国总理默克尔7月2日表示，欧洲必须与中国保持对话，因为后者对全球特别是对欧洲来说非常重要，并认为双方应保持互信，意见不合在所难免，但希望可以取得共同结果。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采取的激进立场相比，欧盟态度似乎出现分歧，5月29日欧洲各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欧盟并不准备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态度。上述国际关系表明，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呈现分裂的可能性，这给中欧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前景。
（七）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高科技竞争白热化
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产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智能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生物经济、新材料正取得重大突破。数字化领域的创新步伐明显加快。数字化浪潮正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可持续增长的引擎。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国家战略来抢占未来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实现赶超，打破原有“比较优势”格局，正在由供应链低端向高端转移，由此势必与处于高端发达经济体形成竞争局面，西方发达经济体不是采取合作而是打压阻碍新兴经济体发展，信奉“你弱活该被我欺负，你强我就灭了你”强盗逻辑，不择手段地蓄意抹黑和打压特定中国企业，与中国供应链“脱钩”，因华为在5G基础架构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名为“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竟然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封杀华为，可见美国为了维护美国霸权、保持对边缘国家剥削、压迫和强制，不惜动用国家力量，“科技战”的背后是其国家意志的体现。
（八）全球经贸规则进入艰难重构期
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本质上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博弈，是双方对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的争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正在以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为平台，削弱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治理体系，试图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版图。当前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已经不可逆,现实的选择是如何管理区域贸易协定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下协调相容发展，这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和新的机遇,全球经济治理难度增加。
二、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国家供应链战略
21世纪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供应链的竞争。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全球供应链安全，防范各类风险对关键产业、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影响，构建供应链风险应对机制与弹性供应链，通过创新、绿色化等手段提高供应链智能化与可持续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美国建立全方位国家供应链战略体系
美国十分重视供应链安全，从战略、政策、法律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部署。
一是将供应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强全球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2012年，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指出，全球供应链体系是美国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资产”，提出“促进商品高效与安全运输”和“培养有弹性的供应链”两大战略目标。为降低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对关键领域的物资、基础设施进行识别，采取供应链风险预警与管理措施。2017 年，美国发布《保护战略矿产品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要求相关部门列出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矿物与来源清单；提出通过研发关键矿物的回收、后处理、替代技术，与盟友通过投资和贸易开发关键矿物备选方案，提升关键矿物的勘探技术，降低进口依赖性、解决关键矿物供应的脆弱性。2018年，相继发布《美国联邦信息通信技术中来自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分析》《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供应链风险评估》等报告，分析了中国有大量美国通讯产品供应商以及5G、物联网技术易使通讯供应链受到攻击的风险，提出供应链透明建设与拟定前瞻性预警政策的应对措施。
二是提高制造业、国防以及高技术领域的供应链弹性。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建立健康、安全、弹性、完整的制造业与国防供应链。2017年，特朗普签署了《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报告，在飞机、造船、太空等9个国防领域和制造业网络安全、电子工业、机床工控等7个先进制造领域，提出了加强供应链弹性的计划。同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7次提到“供应链”，涉及保卫国防工业供应链、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并保证供应链完整性等。
三是对供应链安全立法。美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供应链安全法律制度，包括海关—商界反恐合作计划（C-TPAT）、舱单预申报规定（24小时规则）、集装箱安全倡议（CSI）、集装箱100%扫描规定、自由安全贸易协定（FAST）、大港计划等等。在《联邦采购供应链安全法》的修订版中设立联邦采购安全委员会（FASC），负责美国关键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识别与风险应对措施的拟定。2018年，生效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设立了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则，甄别和管制涉及供应链安全和高技术范畴的出口行为，限制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技术外流。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等均提及供应链风险控制和审查的要求，其中不乏专门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规定。
四是与盟国加强供应链安全合作。2011年，美国和欧盟签署“供应链安全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和欧盟将共同加强供应链安全与弹性，防止危险和非法材料的非法运输，保护供应链系统关键组成部分不受攻击和破坏，通过多层风险的安全办法促进和加快合法国际贸易的流动。2012年，美国和日本共同发布《美日全球供应链联合声明》，涉及全球供应链应对大规模事件与中断的弹性、保护供应链系统的最关键要素（如运输枢纽及相关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战略联合，亚太供应链能力建设、两国供应链安全方案的互认、支持开发部署新技术来加强供应链安全等。2015年，美国与加拿大提出两国要加强跨部门信息交流，促进供应链数据管理和通信解决方案的效率。2017年美国与新加坡决定在战略贸易及全球运输进行合作，以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威胁，加强全球供应链安全。
（二）英国供应链战略聚焦产业发展
英国以创新支持制造业供应链发展，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融资、产业实践、供应链协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一是将供应链作为制造业发展的关键要素。2012年，英国发布了《产业战略：英国行业分析》报告，对推动英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升就业率的重点行业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对英国经济至关重要的11个产业发展战略，其中第一类是高价值的先进制造业，包括航空航天、汽车、生命科学和农业技术，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与创新成果转化，加大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研发投入，致力打造高端技术产业的领先优势；第二类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信息经济、国际教育等，通过商业环境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加大培训投入、构建新的技术教育体系来保证这类产业的供应链活力；第三类包括核能、油气、海上风能、建筑业等基础性产业，通过加大投资力度、鼓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来促进基础型产业的供应链转型。2017年英国发布《现代产业战略：构建适应未来的英国》白皮书，从“创新”“技能”“基础设施”“商业环境” “地区”五大基础，“人工智能与数据”“流动性”“绿色转型”“大数据”四大挑战，及“对重要行业做出承诺”“实际投资”的双向承诺行业协议，布局英国脱欧的产业战略，以保证英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
二是将供应链战略与制造业发展紧密结合，支持制造业供应链创新以提升全球竞争力。2013年，英国发布报告《制造业未来：英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指出：“全球供应链波动和脆弱会对英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要积极帮助企业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和挑战”。为此，英国制定了“柔性制造”计划，推动制造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研发。2015年，发布《加强英国制造业供应链政府和产业行动计划》，标志着将提升制造业供应链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英国政府和整个行业将共同采取行动，从6个领域（创新领域、技能领域、供应链融资渠道领域、供应链中小企业能力建设领域、供应链合作领域、供应链韧性领域）加强对制造业供应链的扶持，提高英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2017年英国发布《英国工业战略》，强调参与全球供应链，把各种类型公司团结起来，形成公平的供应链，利用英国供应链优势，以单一“英国队”身份去参与全球基础设施项目投标。
三是，通过融资、产业实践、供应链协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融资方面，英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改善供应链资金流,让企业能够获得成本可负担的适当资金。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题，英国政府通过“融资换贷款”项目向贷款者增加资金供给；通过“企业融资担保”项目，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通过“企业资本基金”向支持初创、高增长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克服股权资本供应中的市场弱点；设立“企业金融伙伴关系计划”，投入12亿英镑向中小企业增加非银行渠道的信贷供给。产业实践方面，政府部门、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供应链核心企业加强合作，制定供应链绩效改进方案，向中小企业普及推行最佳供应链实践。供应链协同方面，鼓励各行业协会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谈判和信息交流搭建平台，推动跨行业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经验和最佳企业案例的交流、分享等。
（三）德国大力提升工业供应链的智能、领先和安全水平。
德国于2013年推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指出“与物联网和服务深度融合的制造业正在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企业将以信息物理系统的形式建立全球网络，改善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出通过物联网将全球供应链中的生产企业和创新网络中的中小企业有效连接起来，提高批量生产效率和高效的定制化商品生产，以“智能制造”技术实现供应链的高效衔接与资源利用。积极推动工业供应链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提出了“工业4.0”的双领先战略：“领先的供应商战略”和“领先的市场战略”。前者就是要做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后者是要在德国形成一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以大型制造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相配套的产业生态，形成发展合力与全球标准。伴随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2019年，《德国国家区块链战略》指出，德国将研究区块链技术如何促进供应链与价值链的透明度、效率、安全性。
（四）日本将构建全球供应链作为重要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战略合作，采取风险应对措施保障供应链安全，促进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完善物流体系来支持全球供应链高效安全运行。
一是重视全球供应链构建与区域经济合作，开拓世界市场及贸易，吸引全球人才、物力与资金。为应对资源缺乏，日本积极利用全球资源促进国内供应链发展。2013年，日本发布《日本振兴战略》，提出振兴日本产业战略、市场创造战略、全球外联战略。一方面夯实国内产业基础，创造新的服务市场（如健康、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推动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供应链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企业与境内外战略性公司联合行动，增加对国外的投资、吸引国外人才与资源，实现国内产业的供应链振兴。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抢占战略先机，在21世纪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及供应链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日本主导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其对亚太地区供应链发展做了约定：通过整合生产来降低贸易区供应链的成本；协助中小企业参与自由贸易区供应链；设立专门委员会、深入研讨、分享最佳实践与经验及定期审查等来确定提升和加强供应链发展的措施。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利用原产地规则带动区域内创新价值链和供应链发展，创造新的亚太地区商业模式。同年，日本与欧盟签署了《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就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达成共识：发展供应链风险管理技术，加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在海关贸易法律及流程上进行合作，提高国际贸易在海关方面的安全与便利化。
二是应对供应链风险及建设可持续供应链。2013年，日本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全球供应链竞争及跨境供应链风险提出了应对措施，通过加强与世界组织的战略互利合作、安全领域人才培养、系统防御来应对供应链风险。2017年，日本发布《基本氢战略》，旨在通过无碳氢技术的研发来构建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链，在国际清洁能源占据领先地位。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与试点项目促进无碳氢技术的研发；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利用全球资源进行无碳氢的供应网布局；优化长途运输与长期存储，以支持全球能源供应链流动与氢经济的发展。此外，日本发布了《清洁木材法》《绿色采购法》等，建设原材料供应网从产地、运输、加工、进口、出口的全流程在线管理系统，以构建可持续的原材料供应链，降低跨区域供应链风险。
三是完善物流供应链体系。从1997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四年发布《综合物流施策大纲》，2017年发布了第六个《综合物流施策大纲》，内容涉及：供应链协同，提高物流效率，如外包方与物流企业的合作、物流企业间协同运作；构建智能物流供应链、无缝连接与高附加值的供应链，通过采取标准技术、RFID、电子通关处理技术提升效率；与相关各方紧密合作，构建多运输方式协作的高效、一体、可持续物流供应链等。
（五）发达国家重视供应链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综合实力
2007年，世界银行推出了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LPI），指数由六个要素组成：海关与边境管理清关的效率、贸易与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安排具有竞争性价格货运的便利性、物流服务的竞争力与质量、追踪与追溯货物运输的能力、货物运输在既定或预期交付时间内的到货率。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实际上分为两类，贸易和运输便利化，供应链管理、运输和物流竞争力。2018年的排名为德国第一，日本第五，新加坡第七，美国第十四，中国大陆第二十六。
德国：在2010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四个年度的LPI指数中排名第一，其中，贸易与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货物运输在既定或预期交付时间内到货率两项的2007-2018年均值在4.3以上。德国物流业的良好发展，也主要归功于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物流网络。凭借着便利的铁路、公路、水运特别是内河航运条件以及雄厚的制造业、贸易业基础，德国物流业长期保持着良好发展状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德国物流业已基本形成了以物流园区为载体、覆盖全国的物流枢纽网络，物流园区以多式联运为主线，且单元化标准化程度高，为加强不同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提高转运效率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德国物流市场已基本成熟，第一、二、三、四方物流业已充分定位各自市场，其中第四方物流供应商作为供应链集成商，通过对各物流服务商拥有的不同资源、能力和技术进行整合与配置，为客户提供整套的供应链解决方案。第四方物流供应商在低碳物流发展方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2007-2016年，美国LPI指数稳步增长，然而在2016-2018年有明显下跌。2016年以前，美国物流发展势头良好。美国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美国拥有相对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体系，且为物流业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对该国物流运输行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开始放松对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以及水路运输行业等的管制，扩大了运输企业在各个领域的相关权限。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不断降低运输费率，同时促进服务质量的增强。近年，美国颁布的主要物流政策都与绿色物流相关。2005 年，美国颁布的《能源政策法》对物流企业等能源消耗型产业提供高达90亿美元的技术支持，并设立相关税务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美国物流企业在物流环保方面的技术投入和资金支持。2009 年颁布的《清洁能源法》，使美国政府加大了在绿色就业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可再生资源方面的研究，开展企业在绿色技能方面的培训。
日本：日本LPI指数在2014年前连续下降，在这之后连续上升。2000年以后，日本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因此，日本物流领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加之物流领域的劳动条件比较严峻，但货主又非常关注物流服务的稳定性，因而2014年以前物流业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物流界希望通过利用IoT等技术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物流领域的生产率从而形成强大的物流体系。日本物流企业为了充分理解用户、尽力满足用户需求，不断进行业务改善活动，与货主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并不断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另外，日本一直致力于物流成本的降低。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物流行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非常重视物流总费用占 GDP比重的问题，努力通过创新物流技术、应用智能化物流设备等举措来降低物流成本。2014年后，这些举措的优势凸显了出来，日本物流绩效开始上行。据日本物流系统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日本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重为4.91%，这或可为中国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新加坡：新加坡拥有优秀的物流绩效水平，LPI指数始终维持在4.0以上，基础设施平均分达到4.2，时效性评分达到4.35。虽然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但在其境内有五个自由贸易区，利用其完善的国际空港基础设施，通过广泛的航空网络将新加坡与世界其它市场充分连接。新加坡不仅一贯积极与各国签订双边航空服务协议，还主张在各区域之间通过开放航空服务来支持贸易的发展。新加坡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出口和全球贸易的小国，实施广泛的开放政策，以确保货物的有效流动和进出境。这些政策提升了新加坡的供应链连接性，加强了其与其他市场的贸易关系。新加坡政府尽全力使其具备世界顶级的基础设施，以满足商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新加坡的海港和空港每年支持1.2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构成了其超级物理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持续增长的商业和物流成本，新加坡通过为企业提供多样的财务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三、跨国公司供应链发展呈现重要新趋势
美国经济学家沃勒斯坦写的《世界体系》一书指出，二战以来，逐渐形成了“中心强国”和“边缘弱国”两部分，“中心强国”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以及全球供应链资源的整合，实现商品和服务的不平等分工和交换。19世纪70年代后，金融寡头出现，形成更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在美国，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布、梅隆、杜邦、芝加哥、克利夫兰、波士顿等八大财团和60个家族，控制着国家全部政治生活，决定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美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与运作中，跨国公司起到了特有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主要通过跨囯公司在全球渗透，达到产业调整、地缘政治扩充与财富积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跨国公司是控制全球经济的特种部队，供应链是跨国公司手中的重要武器。
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主要特点即基于合作、资源共享和供应网络管理等，整合上游供应网络核心能力，形成特有的稀缺优势资源，以较低成本、最优质量和最快响应为客户传递价值，创造出竞争者难以模仿和复制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有较高的成本管控水平、质量管控能力及快速响应能力，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供应网络各成员的紧密合作及信息交流和反馈，实现供应链资源集成和信息共享，形成新的独特难以模仿的优势资源，最终降低产品总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对客户需求及时快速响应，提高客户满意度和整个供应链的竞争优势的覆盖供应链全过程的能力。
在新的形势下，跨国公司供应链发展的一些新趋势值得关注：
（一）安全化
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爆发，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布局，并进一步影响原有的产业链格局。大量跨国企业出现生产停滞、零部件短缺危机，甚至产生供应链中断现象。此类难以预测的外部风险给跨国企业敲响了警钟，把企业敏捷决策能力对业务的影响进一步放大。面对危机，谁能率先作出战略转变，谁就能迅速抵御风险。面向全球化不确定性环境，改善供应链不能只追求降本增效，而忽视脆弱易中断风险问题。建立高效敏捷和安全可靠于一体的供应链韧性系统，实现供应链风险控制成本效率、韧度和强度的最佳组合。
以往跨国企业在海外布局时更加看重东道主国家的资源与市场，而缺少对各国公共危险事件处置能力的评估。在风险来临时，决策流程长、反应速度慢、运行效率低的低弹性供应链，已经不能适应类似危机带来的市场和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快速响应、及时调整组织结构、全球灵活调配生产资源，这些弹性、敏捷的决策机制才能最低限度减少停工的损失。在此次危机后，外资企业在海外布局时，会重点考虑所在地的风险、综合配套保障能力，以及成本等因素。同时，也将更加重视打造弹性供应链，推动产业链更有韧性、更加稳健、更加安全。
总体看，跨国企业高度重视供应链风险管理，通过供应链安全预警、全链条结构优化、供应链重组、供应链备链、供应链弹性运作等方式建立安全缓冲应对机制，防范各种可能的供应链安全风险。
（二）智慧化
传感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预测与分析等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企业的产品设计、生产、分销和售后服务方式，对传统供应链产生颠覆性变革，使得地理边界、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日益模糊。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供应链日益深度融合，推动着供应链智慧化。订单、生产、运输、仓储、分拣、装卸、配送、客服等无人化正在实现，智能的供应链网络布局与优化、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风险防控等水平不断提高，供应链全过程全场景可视、可控、可溯程度不断增加。
在此基础下，数字化供应链在跨国公司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数字化供应网络能够综合全球范围内来自不同渠道和地区的数据与信息，为产品实际生产和分销提供助力。传统的价值链逐渐演变为矩阵式的价值网络。基于这一网络，跨国企业能够与生态体系内的任何相关方开展数据和信息的传送和接收，有效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并发掘新的价值。
（三）全球化
全球供应链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全球经营已经成为常态。它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整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效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以及产品的研发设计、加工组装、物流和销售等供应链环节的组织和配置，实现全球供应链的有效运转。与此同时，随着供应链在企业间、产业间、国家间扩展和延伸，影响供应链质量的因素更加复杂，对供应链服务、供应链金融和供应链管理方案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因素都促进供应链服务外包快速兴起。跨国企业选择将价值链的若干环节进行外包，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全球供应链服务外包趋势不断增强。
跨国制造企业全球化的核心任务，是实施全球采购和进行全球供应链资源整合，企业的全球化和跨国发展，对企业的跨区域、跨职能、跨组织、跨文化的沟通和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在比较优势的利益驱动下，跨国制造企业从全球范围寻找廉价的商品和生产基地，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且层叠绵长的全球生产网络。这种形式打破了跨国企业不同地域、不同事业部的组织界线，加强了与全球供应商的沟通和协作，提高了全球采购的响应速度和协同性。
（四）敏捷化
为应对迅速变化与愈加不确定的市场需求，领先的企业加强了从终端客户需求到供应链上下游各环节的信息对接。企业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功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促进了供应链的快速响应、大规模定制与柔性化生产。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变化做出快速响应，并具有迅速变换或调整行动方向与策略的能力。
（五）短链化
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全球供应链的组织形式正从以跨国公司主导逐步向大型平台企业主导转化，供应链呈现出短链化发展趋势，企业通过平台直接与消费者连接，实现精准匹配、协同制造与个性服务。通过供应链长度和价值链位置上的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呈现分段或地区化布局趋势，以降低风险，提高供应链效率。
（六）生态化
核心企业通过供应链整合，构建与供应商、客户、行业和社会共生的价值体系，完善产业链配套生态系统，实现多方协同与共赢。核心企业通过促进生产、物流、营销、金融等环节的无缝协同，提供共生共享共赢的系统解决方案，形成不断扩展的产业生态体系，增强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和不可替代性。
（七）绿色化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制造企业围绕供应链的全链条，在能源使用、生产制造、产品包装、交通运输、物流配送、废物排放等多方面推进标准化、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经营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打造可持续的供应链。
四、中国是供应链大国但还不是强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不断开放国内市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步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具有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建立起了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居世界第一。在创新方面，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较快，已由2012年的1.97%提升到2018年的2.18%。“中国制造”在电子通信及相关配件、家具及相关配件、机械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服装纺织、零部件制造与金属制品方面，都占全球市场份额20%以上，明显处于主导地位。这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麦肯锡2019年分析了186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选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在这些行业中，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结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这充分说明，中国已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如何，影响着世界全局。
但也要看到，长期以来，中国主要是通过合同制造、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跨国采购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中国企业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从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的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来看，2018年中国排名第26位，以及由Gartner公司每年公布的全球供应链25强企业中，2019年中国只有阿里巴巴一家上榜。在供应链的战略与实施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还不是一个供应链强国。
（一）供应链处于起步阶段，粗放运行，缺少活力。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把供应链上升到国家战略，国务院有关部委按分工积极推进，各省市区都发布了指导性文件，从国家层面开展了城市与企业供应链试点，总体上加大了政府推动力度，形成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大趋势。但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党政干部和企业高管对供应链的认识滯后，形不成合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缺乏动力，各级政府发布的文件以要求性为主，抓不住突破口，缺少卓有成效的实际措施，与美国、新加坡的国家供应链战略，日本、德国的产业供应链战略，以及英国的服务供应链战略相比，中国供应链还十分粗放、浮躁,缺乏战略高度与实施深度。
（二）某些高科产品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全球供应链主导权与控制力。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存在的问题与软肋可以从中国与世界各国产业的融合度、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来加以分析。
中国入世后，全球供应链逐步演化为一个“金三角”：一角以欧美日韩为中心，提供高技术和关键核心零部件；一角以中国和东盟为代表，以加工组装和基础零部件制造为主；一角以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及南美为代表，主要从事能源、原材料产业。这个“金三角”中，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但根据麦肯锡分析，由于中国不少产业处于产业链末端，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仅为45%，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57%，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价值创造处于中下游。
中国对制造业的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许多关键设备仪器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仍主要依靠进口，如半导体产品、航空航天及其零部件、关键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汽车零部件、医药医疗机械等等。例如，中国医疗器械约80%―90%的CT、80%的超声波仪器、80%―90%的磁共振设备、85%的内窥镜、90%的起搏器、85%的化学发光仪、70%的麻醉机等均被美欧日外资企业垄断并获取了高额利润[1]。2018年，中兴通讯和2019年华为公司分别受到美国制裁，面临芯片断供的威胁，暴露出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安全上面临重大风险。中国制造业需要在补齐2.0、实现3.0的基础上，同步发展4.0，既要枪占科技前沿先机，又要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加快提升智能制造的实力和水平。
（三）缺少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物流与供应链企业。
缺少通过跨国企业参与跨境贸易、跨境投资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顶层谋划。
首先，中国企业缺乏全球供应链战略意识。国外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上都有全球供应链战略，但中国世界500强企业全球供应链战略严重缺失。尽管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数中国超过美国，但中国大陆上榜的119家企业平均利润35亿美元，销售收益率 5.3%，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低于世界 500 强的平均水平。对比中美两国企业的收入、利润和利润率水平，美国企业收入基本为中国企业收入的1.1倍，利润是1.7倍，利润率为1.5倍。
其次，中国缺少物流与供应链龙头企业。2019年Gartner发布的供应链25强企业中，美国占12家，且在前十名中占8家；中国仅阿里巴巴一家企业入围且位列第13名；德国和法国则分别有3家和2家企业入围。中国缺少像美国联邦快递、德国邮政等跨国物流巨头，今年新冠肺炎病毒暴发凸显中国在国际货运供应链的短板。
（四）供应链模式不够先进，运作成本较高、效率较低
许多企业对供应链缺乏整体意识，供应链上的产业融合度、资源整合度、功能敏捷度较低，运作模式、流程标准、评价体系跟不上发展步伐，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尚未有机统一。加之近年来原材料、能源、流通、人力、土地、交易、环境等成本不断攀升，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大为削弱，部分制造企业向更低成本国家转移的趋势明显。
如果说企业供应链有了较大推进的话，产业供应链与城市供应链仍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从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LPI）分析，中国在边境服务和流程效率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国主要优势在于物流基础设施，但这种优势也在減弱。中国与德国、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相比，在海关方面的差距最为显著，其次是基础设施、物流服务、物流追溯和物流及时性的差距。例如，据2018年世界银行显示，德国、新加坡和美国的进口周转时间为2天，日本为3天，而中国却需要6天。边境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效率低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
（五）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突显
供应链安全是保护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定企业、产业及产业集群的供应链避免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状态。在面临日益复杂和不可预测性越来越强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国际政治冲突环境下，供应链受到内外部突发事件冲击，产品、物流、技术、资金、数据、基础设施等均可能影响到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危机不仅会造成企业和产业供应链的波动甚至中断，还会影响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面对这一严峻现实。
由于中美磨擦与新冠疫情，全球供应链从需求侧、供给侧与物流端均受到很大挑战，供应链断裂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难度增加。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到了必须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效益的重要关口。
（六）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较低
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是供应链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几年我国智慧化建设虽得到重视，但整体信息化建设落后、数据化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企业的智慧化改造尚在初步阶段，整体企业供应链智慧化水平有待提高。供应链模式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程度不高，供应链体系中的信息孤岛、数据分割、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上下游企业缺乏联动等问题突出。供应链横向集成、纵向集成、端到端集成程度较低，敏捷化、柔性化以及可视、可感、可控的能力有待加强。
五、中国国家供应链战略思路与目标
（一）全面系统理解国家供应链战略的内涵
国家供应链战略是国家基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保障经济安全、重要基础设施与通道安全，保障关键产业、企业、原材料供应，保护核心人才与知识产权，应对突发重大风险等目标而对本国供应链发展做出的总体谋划与部署。国家供应链战略涉及五个层面：
1、国际层面，涉及全球供应链体系构建、布局、稳定运行，包括全球投资与贸易规则、区域投资与贸易规则、重要国际物流通道安全、国际矿产资源供应等；
2、国家层面，涉及国家对重点产业链、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集聚区、重要战略通道等规划、布局，涉及重要基础设施、关键要素、原材料、部件的供应安全，涉及供应链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包括人才培养，信息化、标准化建设等；
3、城市与区域层面，涉及对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枢纽城市、重点产业集聚城市的产业、交通、物流等规划与布局；
4、产业层面，涉及重点行业供应链，如战略性产业、高科技产业、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等；
5、企业层面，涉及重点企业供应链，如核心企业、关键配套企业，也涉及中小企业问题；
在这五个层面中，企业供应链是基础，国家与国际供应链是根本，产业与城市供应链是重点。
（二）战略思路
以“创新、开放、协调、共享、绿色”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双循环战略为基点，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围绕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效应对突发重大风险等战略任务，按照供应链国际、国家、城市与区域、产业、企业五个层面，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构建与优化有中国特色的供应链体系，补齐供应链在关键领域的短板，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弹性建设，推进供应链数字化、生态化进程，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通畅，取得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竞爭优势，切实保障国家与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高效、绿色、安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供应链国家战略要优先立足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扬长补短，重点壮大自身；文攻武备，既重视经济、军事实力，也重视精神文化实力；创新赋能，取得维护与构建世界治理体系的主导权、话语权；尊重全球多元化的前题下，共享共赢，建立不同利益的经济共同体与国际统一战线，以取得全球供应链的战略主动。
（三）战略目标
中国供应链总体战略目标是：建设全球供应链强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最重要枢纽，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创新中心、全球供应链资源置中心。推进供应链全球布局，加强与伙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共赢，我国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立基于供应链的全球贸易新规则，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
1、短中期目标
到2025年，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供应链整合能力明显提高，战略回旋空间扩大。重大基础设施与物流通道、高科技产品与关键原材料供应、零部件保障程度有较大提升，重点产业供应链韧性增强，进入世界供应链25强企业增加，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进入前20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增强。
2、中长期目标
到2035年，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安全体系基本确立，构建起了强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关键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安全、可靠，有了强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国内外物流服务能力强大，重点产业供应链具有弹性、韧性、敏捷性，形成了良好供应链产业生态体系，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主导力、创新引领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充分彰显，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稳定器。
六、中国国家供应链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完善供应链体系顶层设计，优化供应链结构，实现供应链转型发展
以重点产业、重点城市、重点区试、重点企业供应链为抓手，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认真梳理现有供应链体系、结构，深入分析供应链的各类主体、战略资源、变革趋势等关键因素，针对供应链核心问题与重大缺陷，进行战略性的系统设计与规划，着力完善和优化供应链体系与结构。引导与推动产业、企业从传统职能管理转向流程协同管理，从线式链式结构转向网状非线性式结构，从分立式关系转向深度融合式关系，从简单粗放管理转向精准用户驱动管理，从单一组织内部管理转向跨组织、跨平台、跨体系协同管理，从纵向一体化转向平台生态化。实现从成本、资源驱动型供应链向效率驱动型供应链、资本驱动型供应链、价值驱动型供应链与市场驱动型供应链转型发展。
（二）制定供应链服务体系规划，打造“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体系
供应链管理不是目的，是一种手段，供应链的运作，离不开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也离不开营商环境，这构成了供应链服务体系，同样需要统筹规划。
加快推进综合运输体系、物流枢纽城市和物流枢纽体系建设，积极推进跨地区、跨国界的物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内外结合、无缝衔接的物流服务体系，最大化为所有产业供应链创造时间与空间价值。推进“四梁”“八柱”全球物流体系建设，“四梁”即全球物流信息体系、全球物流标准体系、全球物流政策体系和全球物流运营体系。“八柱”即国际铁路运输网络、国际公路运输网络、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国际海运网络、国际管道网络、国际邮政和快递网络、国际仓储网络及国际配送网络。
推动工业与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完善电子商务、跨境交易平台等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动制造业、流通业与物流业的融合发展，增强供需对接能力。围绕全球市场开拓，加快推进同其他经济体的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带动优势产业与优势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实施网络安全战略，鼓励与支持各类企业信息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协同，实现供应链全链条数据共享和流程可视。完善行业供应链数据开放规则，促进供应链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着力构建强大的信息流服务体系。
创新更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研究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对其组织形式、金融产品、准入资格、经营模式、风险防范、监督管理和处罚措施等进行规范，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提高供应链金融效率。
（三）以颠覆性技术大力提升供应链智慧化水平
供应链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不断的科技赋能，用颠覆性技术大力提升供应链智慧化水平。
促进企业生产装备与工艺智能化。推动智能装备及其零部件生产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支持企业建设智能化立体仓库，鼓励企业引入仓储机器人、智能穿梭等仓储类智能设备。推动建立深度感知的智慧化仓储管理系统，实现智能盘点。加强智慧仓储管理系统与生产制造和终端零售的有效衔接。鼓励企业在分拣、包装、冷藏、配送等各环节采用先进适用的物流装备设施。
推进供应链全链条管理数字化。支持核心企业加强全链条数据管理，通过上下游无缝连接和智能计算技术，实现供应链透明管理。支持重点行业打造供应链数字创新中心，为行业提供监测分析、大数据管理、质量追溯、标准管理等公共服务。
推动供应链决策智慧化。推动一批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发展，建设一批面向特定行业的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化供应链服务体系。选择重点行业，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连接性和承载能力更强的供应链云和大数据云建设，打造大数据信息平台和业务交易平台，以海量数据资源推动平台形成新的规模效应，构建平台服务供应链和生态链，促进企业与平台之间的系统对接。
加快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领域中的全面应用。推进区块链在全程溯源、交易结算、防伪验真、单证存证等供应链环节，以及在汽车、电子、通讯、食品、家电、化工、纺织等主要产业供应链领域的应用，形成区块供应链体系。
（四）提升关键产业供应链韧性与弹性
供应链韧性与弹性，是指供应链应对外部灾害与突发事件的抗击打能力、应变能力和恢复能力。供应链韧性与弹性建设，主要是强化预警能力与恢复能力。
供应链涉及所有产业，工业、农业、流通业、建筑业、金融业以及其它服务业，也涉及到社会治理。所有产业都应列出关键产业目录，研究这些产业在全国与全球供应链中产业的融合度、发展的依存度以及价值创造的参与度，强化产业供应链的韧性与弹性建设。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领域，通过自主创新、关键供应商自给、实施供应链备链计划等方式，在ICT、机器人和数字制造、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和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力、农机、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材等优先加强供应链弹性建设。建立紧密的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政企间合作关系。支持行业间、企业间、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实体经济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共利共享共赢。要推进5G、区块链等领域的变革，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流通业革命。在全球化和新技术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为综合解决效率、稳定、成本、风险控制兼顾的问题，使其在面对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具备具有缓冲、快速应对及适应的能力。
（五）实施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变革，创新经济运行模式，建设可持续供应链
中国已深深嵌入全球化分工的链条,亟待构建有效的经济安全体系，制定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建立独立完整的供应链安全系统。
隨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产融结合、垮界融合加速推进，创新供应链运行模式已成为各行各业增强竞爭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产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也是供应链本身适应新的竞爭形势、支持龙头企业提升弹性实力，更有效配置资源的重大举措。中国要以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贸易强国、交通强国、物流强国、金融强国建设为引领，用供应链模式创新全球生产与再生产组织模式，打造以高科技支撑的全球化平台经济。
效率与安全是供应链两大核心，要积极运用智能平台、智能生产、智能服务、智能工厂、智能物流、智能金融等引领产业供应链管理变革。制定智慧供应链发展中长期计划，利用物联网、区块链、5G、人工智能等推进供应链的自动化、数字化、透明化、智能化步伐，打造中国智慧供应链的全球领先优势。支持企业建设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发挥供应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信息共享作用，建立快速响应、敏捷柔性的供应链。促进优势企业对供应链的主导力和管控力，将中国产业体系的基础优势长期稳定地嵌入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中。
打造符合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供应链。针对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分销及回收等环节制定合理的环保要求。建立面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指标与污染监控体系。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体系建设，鼓励平台型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发挥核心表率与监督作用，推进供应链全链条可持续发展。
（六）从五个层面构筑中国供应链基地与“防火墙”，加强全球供应链战略规划设计与主导权，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
根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与国内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从国际、国家、城市区域、产业、企业五个层面，构筑中国供应链总体布局，优化国内产业布局，推动国内产业合理转移，增强地区产业集聚能力，增强产业植根性，打造产业生态体系。做好地区规划布局，深化地区间分工与协作。在发达地区布局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与中国的“硅谷”。中西部地区根据本地情况，布局重点特色高技术产业。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形成产业空间合理分布、地区协同、城乡互动、东中西联动的格局。培育特色鲜明、专业化程度高、配套完善、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
高度警惕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身资源、关键设施、核心技术及其他优势，削弱中国对供应链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全面总结华为、中兴等公司国际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一批重点制造行业，对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实施全球供应链的“备链”计划，形成重点行业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七）加快培育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供应链龙头企业
通过政府指导与市场优化的办法，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加快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配套作用，鼓励其专、精、特、细发展，形成供应链体系中隐形冠军，推动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相配套、高校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相协同的共生共赢的产业新生态。充分利用产业集群和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构建组合式、协同化、敏捷型的区域供应链合作与创新网络。争取在中短期与中长期有5-10家企业进入世界行列，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供应链创新中心。
（八）加快重构军民一体的应急供应链体系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相关部门联合攻关，重构突发事件应急供应链服务体系，完善应急供应链的智慧分级响应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与区域布局，从供给、需求、设施设备、信息、政策等方面建立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军民一体应急供应链服务体系，利用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加快建设集应急物资生产储备、捐赠分配、交通运输、邮政快递、分发配送、应急需求等各方面信息的应急物流与供应链协同调度平台，确保应急资源可找、可取、可用、可控，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九）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化构建，探索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模式。
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上海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全球供应链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治理模式。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供应链所追求的目标。而“一带一路”是全球供应链的有效探索，实践已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受到沿线各国的广泛欢迎并已取得实质性的推进。
要明确提出“一带一路”供应链的概念，不仅关系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科学运作，更要贯彻“开放、高效、稳定、安全、绿色”的理念，真正做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贏。
要制订供应链全球布局总体框架与实施方案，包括国际通道、物流基地、战略资源投资、单边与多边自贸区等。在联合国宪章总框架下，未雨绸缪，稳扎稳打。
（十）积极应对中美供应链竞争
无论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差异，还是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是无法避免的摩擦，但它不会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是一场“综合竞争”，包括经济、贸易、投资、军事、文化、科技、金融等，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场“供应链竞争”，因为双方都要去整合力量，打一场不可避免的供应链攻防战。要赢得中美竞争，一要增强自己的实力，扩优势，补短板，准备打持久战；二要文攻武备，既要有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样要有精神与文化实力，综合实力才是压仓石；三要创新赋能，既要有大国担当，更要有谋略，有理有节，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主导权、话语权；四是根据时代的特点，多元包融，共享共贏，建立不同利益的国际统一战线，包括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总之，中美关系要保持战略清醒，有战略耐心，守住战略底线，防止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双边关系，主导着世界的未来，太平洋这么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今后，中美合作是主流，冲突对抗是非主流，合作才能共赢。
七、保障国家供应链发展战略的措施
（一）将供应链建设纳入举国体制
1、把供应链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
建设完善集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实时监测、通报预警、应急处置于一体的企业、行业和国家供应链综合防御体系，构建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体系与预警机制，建立健全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安全性评估制度，防范各类风险对关键产业、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高度重视国防军工、重点产业、高技术产业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对供应链安全进行立法，从源头确保供应链安全，在一些细分领域出台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政策。防止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综合成本上升和疫情等因素叠加导致供应链、产业链外移。推进“一带一路”供应链共同体构建、相关国家互惠供应链能力建设、供应链安全方案的互认等机制。
2.、成立跨部门国家供应链安全协调委员会
国家供应链安全协调委员会设置为国家级供应链决策咨询机构，由国家领导人出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科技部、海关总署、应急管理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等主要军政部门，其下属机构邀请物流与供应链相关行业协会、龙头企业、智库专家等广泛参与。委员会主要强化国家供应链战略意识，推进国家供应链顶层战略规划、治理模式创新和配套政策的系统性研究，支持国家供应链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每年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国家供应链安全评估与发展趋势”报告。
加快委员会各成员间的信息共享、高效协调，建立和完善跨公私部门的供应链信息共享系统，构建国家层面的供应链协调处理机制，推动供应链信息共享法制化、规范化，提升委员会决策服务效率。有序统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供应链领域应用，打通国家供应链各关键节点间的信息屏障，推动供应链信息共享制度化、常态化。
建议在委员会指导下，一方面重点围绕国内外供应链发展面临的重大国家战略问题组织研究、提出建议，逐步建立起国家供应链长效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强化供应链试点城市和试点企业评估工作，引入国际化的标准和实践案例，同步系统总结中国重点产业、企业或产品在形成供应链过程中的最佳实践案例，为业界和政府提供最佳实践指引；通过政策倾斜、产业引导等多种方式，支持和引导全球科技、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流向国家供应链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安全高效的国家供应链服务平台，引导供应链各关键节点向国家供应链平台集聚，提高国家供应链体系服务效率。
（二）完善供应链发展要素支持
1、 加强资金保障，创新融资方式
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国际资本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积极探索PPP模式，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各国公共资本、国际机构资本等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建设中来。对重大建设项目给予财税支持、实行零税率或免税。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设立千亿级供应链发展基金，加大对龙头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供应链重大工程技术研发的金融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物流与供应链企业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拓展市场化主动融资渠道，稳定企业供应链融资链条。
2、 加强供应链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人社部“供应链管理师”新职业建设，制定“供应链总监职业经理人”国家标准，建立适合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实用型、科技型、社会化的供应链人才培训和认证体系，加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充分利用现有人才引进计划，引进、整合和培育一批具有战略性思维的供应链管理人才，强化供应链智库建设，成立国家供应链研究院。加强供应链基础人才发展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联合培养供应链领域专业人才，建设国家级供应链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与供应链创新中心。重视供应链战略与规划、采购、物流、运输、仓储、报关、信息、金融等相关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高等学校供应链管理专业与学科建设。
为提高供应链的全民意识，普及供应链知识，強化政府引导，建议中央与省两级党校开办供应链专题（也可以与现代流通、现代物流合办）研讨班，编写出版《中国供应链知识读本》。
（三）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
1、推动全球供应链架构建设。建议发起成立《全球供应链发展联盟》，在博鳌论坛设立《全球供应链峰会》，提高我国在“一带一路”和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整体影响力。
2、责成有关部门加强对国别供应链研究。重点研究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同时开展对“金砖”国家、“一帶一路”国家以及东盟研究。加强对世界500强企业供应链研究以及全球供应链25强研究。每年提交年度报告。
根据《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的全球供应链积效指数，找差距，由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列入国家年度计划。
3、 在全球首推供应链绿色认证标准化体系
分类建立针对通讯、电子、汽车、能源等全行业，以及供应链基础设施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绿色供应链认证体系，建立和完善国家供应链绿色管理认证和标识体系。建立基于供应链碳排放足迹的国家供应链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进供应链碳排放管理科学规范、早日达峰。
发挥政府在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中的引导作用，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规范》与《绿色供应链行业评价标准》，结合现有环境认证体系，建立并发展绿色供应链认证体系；给予绿色供应链参与企业税收优惠、绿色信贷优惠等；利用行业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环境核查，要求公司企业披露其供应链中环境影响的相关信息；通过生态工业园区内的绿色供应链体系建设，开展具体示范。
成立国家绿色供应链促进中心，提供认证、平台运营服务和绿色供应链规划设计、运营、风险管理、合规、战略发展咨询服务和合同能源管理绿色供应链综合服务，带动各类专业服务企业发展；筹建“绿色供应链发展基金”，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共同出资的方式，激励企业使用更加先进的环境技术和环境管理理念；发展绿色金融服务，为绿色供应链发展提供支撑，前期主要发展绿色融资和绿色保险，逐步向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拓展，为供应链企业节能减排改造提供融资，给予相应优惠贷款条件。
课题组：丁俊发、魏际刚、王国文、陈祥锋、候汉平。
执笔人：魏际刚
2020年10月12日“
